杨绛：人生有命

    神明的大自然，对每个人都平等，不论贫富尊卑、上智下愚，都有灵魂，都有个性。都有人性。但是每个人的出身和遭遇、天赋的资质才能，却远不平等。有富贵的，有贫贱的，有天才，有低能，有美人，有丑八怪。凭什么呢？人各有“命”。“命”是全不讲理的。孔子曾慨叹：“命也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”（《雍也第六》）是命，就理不过。所以只好认命。“不知命，元以为君子” “（《尧曰二十》）曾国藩顶讲实际，据说他不信天，信命。许多人辛勤一世，总是不得意，老来叹口气说：“服服命吧。”

    我爸爸不信命，我家从不算命。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暑假。特地到上海报考转学清华，准考证已领到，正准备转学考试。不料我大弟由肺结核忽转为急性脑膜炎，高烧七、八天后，半夜去世了。全家都起来了没再睡。正逢酷暑，天亮就入殓。我那天够紧张的。我妈妈因我大姐姐是教徒，入殓奉行的一套迷信规矩，都托付了我。有部分在大弟病中就办了。我负责一一照办，直到盖上棺材。丧事自有家人管，不到一天全办完了。

    下午，我浴后到后园乘凉，后园只有二姑妈和一个弟弟、两个妹妹（爸爸妈妈都在屋里没出来）。忽听得墙外有个弹弦子的走过，这是苏州有名的算命瞎子“梆冈冈”。因为他弹的弦子是这个声调，“梆冈冈”就成了他的名字。不记得是弟弟还是七妹妹建议叫瞎子进来算个命，想借此安慰妈妈。二姑妈懂得怎样算命，她常住我们家，知道每个人的“八字”。她也同意了。我们就叫女佣开了后门把瞎子引进园来。

    瞎子一手抱着弦子，由女佣拉着他的手杖引进园来，他坐定后，问我们算啥。我们说“问病”。二姑妈报了大弟的“八字”。瞎子掐指一算，摇头说：“好不了，天克地冲。”我们怀疑瞎子知道我家有丧事，因为那天大门口搭着丧棚呢。其实，我家的前门、后门之间，有五亩地的距离，瞎子无从知道。可是我们肯定瞎子是知道的，所以一说就对。我们要考考他。我们的三姐两年前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，不到百日就夭折了。他的“八字”二姑妈也知道。我们就请瞎子算这死孩子的命。瞎子掐指一算，勃然大怒，发作道：“你们家怎么回事，拿人家‘寻开心’（苏州话。指开玩笑）的吗！这个孩子有命无数，早死了！”瞎子气得脸都青了。我和弟弟妹妹很抱歉，又请他算了爸爸、妈妈、弟弟和三姊姊的命——其他姐妹都是未出阁的小姐，不兴得算命。瞎子虽然只略说几句，都很准。他赚了好多钱，满意而去。我第一次见识了算命。我们把算命瞎子的话报告了妈妈，妈妈听了也得到些安慰。那天正是清华转学考试的第一天，我恰恰错过。我一心要做清华本科生，末一个机会又错过了，也算是命吧。不过我只信“梆冈冈”会算，并不是对每个算命的都信。而且既是命中注定，算不算都一样，很不必事先去算。

    我和钱钟书结婚前，钱家要我的“八字”。爸爸说：“从前男女不相识，用双方八字合婚。现在已经订婚，还问什么‘八字’？如果‘八字’不合，怎办？”所以钱家不知道我的“八字”。我公公的《年谱》上，有我的“八字”。他自己也知道不准确。我们结婚后离家出国之前，我公公交给我一份钱钟书的命书。我记得开头说：“父猪母鼠。妻小一岁。命中注定。”算命照例先要问几句早年的大事。料想我公公老实，一定给套出了实话。所以我对那份命书全都不信了。那份命书是终身的命，批得很详细，每步运都有批语。可是短期内无由断定准不准。末一句我还记得：“六旬又八载，一去料不返。”批语是：“夕阳西下数已终。”

    我后来才知道那份命书称“铁板算命”。一个时辰有一百二十分钟，“铁板算命”把一个时辰分作几段算，所以特准。钟书沦陷在上海的时候，有个拜门弟子最迷信算命，特地用十石好米拜名师学算命。“铁板算命”就是他给我讲的。他也曾把钱先生的命给他师父算，算出来的结果和“铁板算命”的都相仿，只是命更短。我们由干校回北京后，“流亡”北师大那年，钟书大病送医院抢救。据那位算命专家说，那年就可能丧命。据那位拜门学生说，一般算命的，只说过了哪一年的关，多少年后又有一关，总把寿命尽量拉长，决不说“一去料不返”或“数已终”这等斩绝的话。但钟书享年八十八岁，足足多了二十年，而且在他坎坷一生中，运道最好，除了末后大病的几年。不知那位“铁板算命”的又怎么解释。

    这位拜门弟子家货巨万，早年丧父。寡母善理财，也信命。她算定家产要荡尽，儿子赖贵人扶助，贵人就是钱先生 。所以她郑重把儿子托付给先生。她儿子相貌俊秀，在有名的教会大学上学，许多漂亮小姐看中他，其中有一位是钱家的亲戚。小姐的妈妈央我做媒，可是这个学生不中意。他说，除非钱先生、杨先生命令他。我说，婚姻是终身大事，父母都不能命令，我们怎能命令？只是小姐顶好，为什么坚决不要。他觉得不便说明他迷信命，只悄悄告诉我什么理由，嘱我不要说出来。原来他生肖属鼠，鼠是“子”，“子”是水之源。小姐属猪，猪是“亥”，“亥”是“圭”，“圭”水是大水。子水加圭水，不就把他家资全都冲掉了吗？所以这位小姐断断娶不得。我不能把他嘱我不说的“悄悄话”给捅出来，只说他们两个是同学，何必媒人。但男方愿意提亲，女方极需媒人。我一再推辞，女方的妈妈会怀疑我有私心，要把她女儿钟情的人留给自己的妹妹杨必呢。这个学生真的看中杨必，因为杨必大他两岁，属狗，狗是戊，戌是火土，可以治水。那时我爸爸已去世。这学生的妈妈找了我的大姐姐和三姐姐，正式求亲，说结了婚一同出国留学。杨必断然拒绝。我对这学生说：你该找你的算命师父找合适的人。他说，算命师父说过，最合适是小他两岁的老虎。解放后，我们一家三口离开上海，到了清华。院系调整后，一九五三或一九五四年，我们住中关园的时候，这位学生陪着他妈妈到北京游览，特来看望我们。他没头没脑地悄悄对我说：“结婚了，小我两岁的老虎，算命师父给找的。”

    不久后，他的妈妈被捕了。这位拜门弟子曾告诉我，他妈妈不藏黄金，嫌笨重。她收藏最珍贵的宝石和钻石，比黄金值钱得多。解放后她交出了她的厂和她的店，珍宝藏在小型保险柜里，保险柜砌在家中墙内。她以为千稳万妥了。一次她带了少许珍宝到香港去变卖，未出境就被捕，关押了一年。家中全部珍宝都由国家作价收购。重很多克拉、熠熠闪蓝光的钻石，只作价一千人民币。命中注定要荡尽的家产，就这么荡尽了。

    接下来，柯庆施要把上海城中居民迁往农村的计划虽然没有实施，这个学生的户口却是给迁入农村了。他妈妈已经去世，他妻子儿女仍住上海，只他单身下乡。他不会劳动，吃商品粮，每月得交若干元伙食费。我们寄多少钱，乡里人全知道。寄多了，大家就来借，所以只能寄十几元。他过两三个月可回上海探亲，就能汇几百。直到改革开放之后，他才得落实政策，恢复户籍，还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委员。那时出国访问的人置备行装，往往向他请教。因为他懂得怎样打扮有派头，怎样时髦。“贵人扶助”云云，实在惭愧，不过每月十数元而已，但是他的命确也应了。

    我妹妹杨必有个极聪明的中学同学，英文成绩特好。解放后，她听信星命家的话，想到香港求好运，未出境就半途被捕，投入劳改营。她因为要逃避某一劳役，疏通了医生，为她伪造了患严重肝炎的证明。劳改期满，由人推荐，北京外文出版社要她任职，但得知她有严重肝炎，就不敢要她了。她出不了劳改营，只好和一个劳改人员结了婚，一辈子就在劳改营工作。好好一个人才，可惜了。这也只好说是命中注定了。

    上海有个极有名的星命家，我忘了他的姓名，但想必有人记得，因为他很有名。抗日胜利前夕，盛传上海要遭美军地毯式轰炸。避难上海的又纷纷逃出。这位专家算定自己这年横死。算命的都妄想趋吉避凶，他就逃到香港去，以为横死的灾厄已经躲过。有一天在朋友家吃晚饭，饭后回寓，适逢戒严，他中弹身亡。这事一时盛传，许多人都惊奇他命理精确。但既己命定，怎又逃得了呢？我料想杨必的那个朋友到香港去，也是趋吉避凶 。

    “生死有命”是老话。人生的穷通寿夭确是有命。用一定的方式算命，也是实际生活中大家知道的事。西方人有句老话：“命中该受绞刑的人，决不会淹死。”我国的人不但算命，还信相面，例如《麻衣相法》就是讲相面的法则。相信相面的，认为面相更能表达性格。吉普赛人看手纹，预言一生命运。我翻译过西班牙的书，主人公也信算命，大概是受摩尔人的影响。西方人只说“性格即命运”或“性格决定命运”。反正一般人都知道人生有命，命运是不容否定的。

    （本文节录自杨绛先生《走到人生边上》之“命与天命”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当代》杂志提供）